民办高等教育尽管对高考成绩的要求很低，但高昂的学费让农村贫困孩子望而却步。自考则为他们提供了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简称“自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自考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等教育形式。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13亿人口中，平均每30人就有1人参加自考。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0.6％的人认为“与同等学历、同等院校的统招文凭相比，自考文凭含金量更高”，80.0％的人认同“自考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努力，自考生会比统招生更优秀”。但同时，72.1％的网友承认自考生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社会广泛存在的歧视和不理解”，70.4％的人认为“自考生更容易受到用工单位的歧视，就业更难”。
自考生的处境究竟如何？自考制度的未来发展之路在哪儿？11月10日，本报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自考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
中国青年报：我们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人认为自考文凭比统招文凭含金量更高。您怎么看？
郑若玲：这并不是绝对的，但可以理解。现在统招院校的关卡主要在高考这一道，是“严进宽出”。普通高校生入学以后，学校的要求就比较宽松，不好好学也能混过去，毕业“放水”现象比较严重。其实普通高校应该是“严进严出”的，但目前很难达到这个要求。这跟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有关，也跟一部分教师责任感缺失有关。
自考却是“宽进严出”，虽然门槛不高，但要求学生一门门考下来，需要很大毅力，这样取得的文凭含金量会有所保障。我的学生中有不少就是通过自考取得本科文凭，然后再读硕士、博士的。我感觉他们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不像有些统招生那样容易懈怠。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自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
郑若玲：自考有着天生的弱点，它缺少正规的教育体系、教育条件做保障。自考将来的发展应该多样化，它的职能、功能应该拓展，不能仅仅定位为一种“学历文凭考试”。有学者认为自学考试可以向农村、农学方面推广，有人建议往职业化方向发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自考的“爪子”可以伸到更多的地方。另外，就是加强自考与其他高等教育形式的沟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这样自考才有能力向多重方向发展。
中国青年报：这种合作应该如何进行？
郑若玲：其实，若干年前就有课题探讨自考应当与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乃至普通高等教育合作，但是这么多年合作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自考由于先天的“教考分离”的弱点，可能属于一种弱势的模式，它希望与普通高等教育合作，分享它们的教育资源，但对方并不一定有同样强烈的合作愿望。比如理工科有很多课程要做实验，需要借用高校的实验室和器材，但这些设施包括管理资源的开放都要付出成本，一台仪器可能非常昂贵，出了问题谁负责？所以普通高校很难自愿向自考生开放。这也导致了现在自学考试开考的专业，大部分都不需要做实验，更多的是文科类专业，工科的很少。
中国青年报：那您认为国家是否应该出资补贴自考，促进它与其他高等教育的合作？
郑若玲：国家确实应该扶持自考，这样有利于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土壤。自学考试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部分，虽然现在受到很多冲击，但它还是广大农村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机会。
现在民办高等教育尽管对高考成绩的要求很低，但高昂的学费让农村的贫困孩子望而却步。自考则为他们提供了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本着和谐社会的理念，国家确实有必要扶持自考。
自学考试的经费支持与普通高校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可观的，只要从经费里切一点点蛋糕，分出一小部分来用于自考，效果就会很不一样。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自考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歧视和不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歧视？
郑若玲：对自考生的歧视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的观念问题，一种固有观念认为，自考生没有在正规的高校学习，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结构不完整。还有一个就是自考本身的自律性不够强，舞弊现象较多，社会影响非常不好，导致公众对自考生的评价大打折扣。舞弊包括泄题确实是自学考试的一个顽症。最近发生的法律专业涉嫌泄题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自考生现在仍然是弱势群体吗？
郑若玲：关起门来说，参加自考的确实主要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人群。就我的感觉，自考生多数是家庭比较贫困的农村学生，之前没有享受到很好的教育条件，基础不好。
另外，虽然在制度上承认自考与普通高等教育是平等的，实际生活中却有许多不平等的现象。媒体对于自考生的关注也不够，关于自考的深度报道很少。这次你们说要就自考的问题采访我，我都觉得有些惊讶，但同时也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媒体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目前国家教育部门对自考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我觉得不能只是嘴上说自考重要，更要打心底里觉得它重要，并要出台一些措施去保障和支持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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